RB莱比锡是红牛集团控制的球队，成立仅八年。2009年，红牛集团收购了一支名为马克兰特的低级别球队，并立下十年内进军德甲的目标。但一切并没有那么顺利，因为德国法律规定，单一实体（个人或公司）占多数的球队不能参加联赛，而德甲还有著名的“50+1政策”，即俱乐部内部成员至少拥有51%的投票权，商业伙伴或投资者最多拥有49%的投票权（拜耳制药控制的勒沃库森和大众旗下的沃尔夫斯堡除外）。

相比欧洲其他联赛，德甲并不是一个欢迎外资的联赛。然而，“狡猾”的莱比锡红牛却利用各种监管规则的漏洞，成功升入德甲。本赛季，它依靠红牛集团雄厚的财力，挖走了不少好球员，甚至超越德甲豪门拜仁，登顶德甲。莱比锡红牛的经营模式，让秉承传统俱乐部精神的德国球迷普遍反感。莱比锡红牛走到哪里，迎接它的就是嘘声和石块。德累斯顿迪纳摩球迷甚至从看台上扔下血淋淋的牛头……多特蒙德CEO瓦茨克曾说，莱比锡红牛是一支“只卖饮料”的球队。熟悉欧洲足球的人都知道，2005年，多特蒙德曾因高达1.8亿欧元的债务濒临破产。 在大黄蜂球迷眼中，罪魁祸首是莱比锡红牛过度商业化的资本化足球模式。

让-马克·博斯曼

这一切始于著名的《博斯曼法案》。

1990年，效力于比利时列日队的博斯曼与俱乐部的合同到期，列日队给出的续约薪水比原工资低了60%。职业生涯表现平平的博斯曼计划转会至法国敦刻尔克队。按照当时欧足联的转会规定，只要列日俱乐部继续支付工资，敦刻尔克即便合同到期也要向列日支付转会费。此时列日开出了100万美元的巨额价格。敦刻尔克退让，依然拒绝与列日队续约的博斯曼被勒令停止领取工资和接受训练。

失去经济来源的博斯曼勃然大怒，将列日队告上欧洲法院，将枪口指向欧洲旧有的转会制度，理由是其违反了欧盟成员国1957年签署的《关于欧洲联盟国家公民自由选择居所和自由选择就业权利罗马公约》。同时，博斯曼还要求欧足联放宽原有的针对非欧盟球员的限制，认为这种限制本质上是种族歧视。

经过漫长的诉讼，博斯曼最终胜诉，给欧洲足球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在旧有的转会制度下，只要俱乐部按照原有的标准支付球员的薪水，那么球员就必须留在球队，哪怕球员极其不情愿。欧足联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规定，是因为这种转会制度可以有效防止豪门的垄断，大大限制球员的薪资空间。也正是有了这种转会制度，荷兰阿贾克斯等中小球队才能“锁定”自家青训球员，并连续三次夺得欧冠冠军。

根据《博斯曼法案》，新俱乐部无需为合同到期的自由球员支付任何转会费或补偿。因此，球员——实际上是代表球员的各类经纪人和经纪商——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俱乐部必须尽最大努力留住球队中的重要球员，因为如果球员的诉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完全可以在合同到期后以自由球员身份离开。球队要么选择在合同即将到期时将球员卖到转会市场，要么愿意承担巨额损失。

博斯曼因这场诉讼而陷入贫困、无家可归，而无数人却因此致富。他后来对这场马拉松式的诉讼感到后悔，认为这场诉讼给欧洲足球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1996年，博斯曼法案元年，阿兰·希勒创下了1500万英镑的转会费纪录，而到了2016年夏天，曼联签下博格巴的转会费已经超过数亿英镑。20年前，英超头号前锋拉什的周薪仅有5000英镑，而如今特维斯在中国能拿到3200万英镑的年薪。随着球员转会费和薪水不断上涨，中小俱乐部想要与豪门竞争已经越来越困难——要知道，在博斯曼法案实施的1990年，欧冠决赛是在贝尔格莱德红星和马赛之间进行的。此后冠军杯 英超 球队，无论是联赛还是欧冠，冠军都只是豪门的轮换。上赛季大放异彩的莱斯特城并非平民传奇，其转会费也超过了4000万英镑。

同时，由于博斯曼法案取消了欧盟境内对欧盟球员的转会限制，不少球队更愿意签下著名球星，而不是着重青训。著名“外援军”阿森纳在英超就曾多次派出没有英格兰球员的阵容。此外，这也催生了大量的经纪人集团，他们经常利用手中的球员敲诈勒索俱乐部。为了赚取丰厚的佣金，这些人像贩卖人口一样把数以万计的非洲、南美年轻球员带到欧洲，而这背后到底有多少灰色交易谁也说不清。著名葡萄牙经纪人门德斯旗下有包括C罗、穆里尼奥在内的巨星和教练，就连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这样的足坛豪门也不得不对他心生警惕。

西班牙球员工会宣布暂停甲级和乙级联赛

在这一系列恶劣后果的影响下，欧洲足球正迅速走向死胡同。2011-2012赛季西甲联赛新赛季开始前，西甲联赛和西乙联赛超过42支球队的400多名球员因欠薪而罢赛，一度让梅西、C罗无对手可踢。当年西班牙全国有超过23支球队申请破产。2014-2015赛季第37轮比赛开始前，西甲中低级别球队再次罢赛，抗议西甲联盟的电视转播收入计划养肥了皇马、巴萨，饿死了这些平民球队。 那些攫取最多转播收入和商业利益的豪门，都只是表面的光鲜——截至2015年，西甲两大豪门皇马、巴萨各自背负着超过3亿欧元的债务，而连续多年位居全球最值钱球队的“红魔”曼联，在2月9日发布的财报中，由于脱欧导致英镑兑美元贬值，其债务更是上涨了30%，达到4.08亿英镑。

2005年，来自美国的格雷泽家族以7.9亿英镑成功收购了曼联俱乐部，这次收购是典型的“杠杆收购（LBO）”，即债权收购，即通过信用资本和财务杠杆，以较少的股权融资进行收购，用被收购公司的利润或现金偿还债务。

整个收购过程中，格雷泽家族向摩根银行借款3亿多，向三大对冲基金借款2亿多，自己只花了不到2.5亿英镑。而原本经营状况良好、可以让时任主帅弗格森自由追逐欧洲巨星的曼联，却背上了近7亿英镑的债务。

收购案发生后，不少曼联球迷感觉自己被欺骗了。在球迷心中，球队和球迷是一个共同体，但现在却被资本无情地嘲讽，自己最喜欢的球队成了盈利性养鸡场里的下蛋母鸡。愤怒的曼联球迷甚至组建了一支名为“曼彻斯特俱乐部”的球队，从英格兰联赛最低级别开始，希望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球队。然而这终究敌不过资本的力量。如今冠军杯 英超 球队，几乎所有英超球队都被外资控制，从最早的切尔西老板俄罗斯寡头阿布拉希莫维奇到曼城的阿布扎比​​酋长曼苏尔，以及现在势不可挡的中国资本——这只是英国经济在体育领域金融化的一个缩影。

这给球迷带来了什么后果？自从外资大举入侵以来，英超联赛的平均票价已经上涨到53.76英镑冠军杯 英超 球队，这个价格对于任何普通球迷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近几个赛季，球迷抗议高票价的事件屡见不鲜。2015-16赛季，为了抗议美国老板亨利大幅提高票价的季票计划，利物浦球迷在比赛第77分钟集体离场；同样在上个赛季，无法忍受高票价的拜仁球迷和阿森纳球迷在比赛开始第5分钟后联合起来进场抗议……

熟悉欧洲足球的球迷可能都听过这样一句话：技术粗糙、踢法粗野的英超是“天才管理，一群猪踢”。其实，英格兰的金融资本寡头们并不是管理天才，他们只是浑水摸鱼，更擅长利用各种复杂的金融手段和杠杆手段来操控。

诞生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博斯曼法案》其实就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足球版《华盛顿共识》。取消球员转会和地域限制，意在满足资本和人员自由流动的需要。此后，足球作为一个产业，迅速走上了去工业化（不再重视青训球员）、寡头垄断（大球队垄断），最后是去监管后的无序无控债务之路。我们现在知道，多特蒙德球迷抗议的，其实就是这种正在危害足球的“足球新自由主义”。

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在其著作《足球往事：阳光与阴影下的美丽与悲伤》中，曾痛斥现代商业对足球的危害：

“足球比赛变成了少数主角表演、众多观众观看的奇观，而这种奇观又变成了世界上最赚钱的生意，这种生意不是为足球比赛而设计的，而是为阻碍足球比赛而设计的。职业体育的技术控制和管理为足球注入了闪电般的速度和野蛮的力量，但它却剥夺了足球比赛的乐趣，扼杀了想象力，消灭了冒险精神。”

不择手段的逐利资本，正在摧毁人类最美丽的运动。它所打造的技术框架，正在吞噬这项运动中所有的天才、幻想和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正如海德格尔所分析的，“现代技术中占主导地位的揭露，是一种强制”。这个足球“框架”不断强制（）其中的每个人，定制（）。今天的足球不再是一项带给我们快乐的游戏，而越来越演变成一种被强行纳入资本游戏规则的粗暴的营利活动。资本正在以技术的方式，最大程度地盲目地追逐、生产、支配和消耗球员的身体和球迷的热情，为了获取利润而肆意追求利润。我们不禁要问，今天的足球场，还是那片充满激情和痴迷的绿茵场，还是仅仅是足球产业定制的消费对象？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经略”，作者黄昱舟，观察者网获授权转载。）